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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简介
 

2010-11-11 14:26:51 本站原创 佚名 【字体: 总浏览数


 

召公简介

 

 召公,姓姬名,是周初王室的重要辅佐大臣,燕国的奠基者,因其采邑地在召(今陕西省岐山县西南),故称召公。召公官居太保,与周公旦、太公望共列为“三公”,为西周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勤政爱民的思想,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成为孔子“仁”的思想的重要来源。可以说,召公的功绩和影响并不逊于周公,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召公的光芒却长时间被遮盖,不为人们所知。

    

一、召公其人

 关于召公身世,千百年来聚讼纷纷,一说为周王室支族,一说为文王庶子、周公旦之兄。经过今人专家学者的考证,召公为文王庶子之说已成为学界共识。召公历经文、武、成、康四朝,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寿长者,《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他死于康公二十四年,生年则不详。

 召公被称为召公,始于文王迁国都于丰之后。《诗·周南召南谱》:“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所职之国。”岐邦周召之地为周人宗庙之所在,即使是在迁都之后,其作为周朝宗教、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始终没改变。将圣都旧地交与周、召二人治理,召公地位可见一斑。

 迁都之后不久,召公奉文王之命,带侍卫百人,巡行江汉南国。此行的目的,一为遵照文王的睦邻友邦政策,开展外交活动,布文王教化,宣文王德政,二为结交盟国,组织反商同盟。召公展现出了其杰出的外交才能,非常出色的完成了此次任务。此行不仅扩大了周在南国的影响,加强了周同南国各诸侯之间友好合作关系,更是使商周斗争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后来武王灭商创造了条件。

 文王病逝,武王承续,“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召公担负起辅佐武王的重任,与周公一起协助武王完成统一大业。在这一过程中,召公充分显示了其优秀的军事才能,在灭商及开拓疆土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诗经·召》最后一节歌颂了召公英勇作战的军事业绩:“昔先王受命,如有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予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

 殷灭周立,大行分封,召公被封于燕,其子克到燕地就封,召公则一直留在王都辅佐王室。西周建立后,召公屡次上书,告诫武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据《尚书·旅·獒》载,西方旅国向武王进献獒,召公得知此事后,做《尚书·旅·獒》篇,劝武王“明王慎德”,不宝远方珍物,要重用贤能之士以保国安民。

 灭商大业既成不久,武王染病去世,年幼的成王即位,由周公和召公辅佐。为了新建立的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周召二人分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由于周初复杂的形势,周公采取摄政的举措,不料引起了管、蔡“三监”叛乱,而召公亦“不说周公”,于是周公作《君》以表明心迹,召公疑虑释然,从国家利益出发,坚决支持配合周公的举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淹、迁其君薄姑”,两人“内弥父兄,外抚诸侯”,使周人度过了“若涉渊水”的局面。

 管蔡之乱平定后,周人开始营建洛邑,召公参与了此次规划、设计、建设的全过程。《尚书·洛诰》载召公“先周公相宅”,即勘测地形,然后进行占卜,“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并且动员了大量的殷遗民,开始了艰难的营建工作,“太保乃以庶殷攻于洛,越五日甲寅,位成”。洛邑的营建,对周王朝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而召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规划设计思想也为后世都城的建设提供了借鉴蓝本。

 成王以后,召公的地位愈益见重,《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太子钊而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毋在节俭,无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太子即位是在召公的主持下进行,可见召公此时地位之高。

 召公不仅政绩突出,政治地位显赫,由于勤政爱民,更是深得百姓爱戴。《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之治西方,深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于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诗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公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公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公所说。

 甘棠也因此成为勤政爱民、施行德政的代表。

    

二、召公治国思想

 周公因其讲究“德政”的治国思想而被后人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推崇备至,但周公思想的核心如非天命、德政、史鉴思想,却是由召公首先提出的。

 召公在殷末迷信思想特别浓厚的社会环境下首先提出了“天命靡常”、“天不可信”,认为应该“时我”、“惟人”。“时我”即依靠自己,“惟人”即相信和依靠老百姓,就是统治者应该以民心作为制定政策、实施政治的出发点,不要违背人民的意志,“我民罔尤违”。与“非天命”思想相关的是敬德保民思想。召公认为人事之要在于敬德保民,夏殷两代灭亡的原因就在于“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公强调对老百姓要以教化为先,勿滥用刑罚,还要求统治者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认为只有王和各级官吏清廉勤政,才能达到“祈天永命”的目的。而召公也正是这一治国思想最坚决的执行者,其甘棠树下理政、不劳百姓而劳一身的事例被后世永久传唱。

 召公还最早提出了取鉴于亡国的殷鉴思想,时刻警惕殷亡历史的重演。《在尚书·召诰》中,召公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夏殷两朝的得失成败,提出了“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的著名论断。

   

 三、召公的影响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召公南征江汉,经营周的南国;辅佐武王,讨灭殷纣;与周公协作,平定三监叛乱;分陕而治,保土安邦;营建洛邑;扶康王即位,不仅为周王朝的大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更是稳住了周初复杂而不安定的政局,促成了周朝“成康之治”繁荣局面的形成,为周朝数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

 召公敬德保民的治国思想不仅影响了周公,更是受到儒家孔子及其后学的推崇,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召公勤政爱民、清廉仁爱的执政方式,更是深得民心而被百姓铭记,长久的流传于后世,甘棠也因召公之故成为人们赞美的对象。直到今天,全国仍有许多以召公、甘棠命名的村、镇、河、湖;文人骚客吟咏甘棠、召公的名文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召公思想深深的烙进了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他是后人为官执政的榜样,也是百姓心中永远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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