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棠苑

 

 

 


周公秉政诛管蔡 成王感变启金滕
 

2012-6-25 15:59:14 互联网 佚名 【字体: 总浏览数


 

 

武王病至危笃,宣周公、召公,为太子诵托孤寄命。二人既至,武王谓周公曰:“太子年幼,汝宜摄政,以朝诸侯,辅翌王室。”又谓太子诵臼:“汝宜事叔如父,修德行仁,以继先王之政1言罢而崩。在位七年,寿九十三岁,天命方荆

史官有诗赞曰:商纲既丧,天命靡常,维我武王,赫震先光。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扫纣之秽,视民如伤。

            大位既定,文德隆昌,分茅裂土,韬戈用良。

            丕显文烈,光佑后行,千百世下,不泯其芳。

  成王即位,年幼不能莅政,乃拜周公位居冢宰,摄行政事,大赦天下,诸侯来朝者,周公扆相成王以朝诸侯。诸侯悦服。

却说管叔、蔡叔,相武庚以守殷祀。天朝使者赍赦书到朝歌,武庚等接旨,问使臣曰:“天子年幼,国中政事,有谁摄行?”使臣曰:“冢宰公姬旦,总决政务,相天子,以朝诸侯。”二叔听罢,送使臣出,乃相谓曰:“吾二人与周公共是武王之弟,天子之叔,远守遐方,身居下职,周公乃居冢宰,摄行朝政。天子年幼,倘或一旦谋弑,遂专大位,吾二人岂不束手以观他人受天子之福哉?”叔度日:“然则今日之计何如?”

叔鲜曰:“合谋诸武庚,起兵打入镐京,杀了周公,废却天子,同享富贵,岂不美哉1蔡叔大悦,来见武庚,说其起兵。武庚曰:“周公虽居冢宰,以相天子,无过可窥,何敢兴兵犯之?”二叔曰:“此事甚易,遂说周公将有纂弑幼君之心,不利社稷之意,使六街三市儿童,传诵入镐京。天子年幼,无所决断,必废周公,俺这里即以此事为周公之罪,兴兵伐之,则富贵可得矣1二叔遂作谣言歌曰:嗟彼凤雏,羽短身孤。

  初鸣高岗,鸱鸮在旁。

  周公危社稷,王幼实堪伤。

  却说此谣言,互相传语,不数月间,哄于镐京街市。近臣录其歌奏闻,成王览罢大怒曰:“冢宰公王室至亲,受先王遗托,勤劳蹇蹇,安有此事?此必京师妖言1传旨令有司收京师儿童尽戮回报。周公见说,免冠顿首曰:“臣罪当万死,何敢累及兆民,但赐臣死足矣,不必更戮无辜。”周公请死,成王不许。两班文武见周公被诬,乃一齐跪奏曰:“冢宰公之忠,谅人神共知,赖陛下仁明,全其大节,实社稷生民之福也!且事有根原,陛下命兵马司传旨,挨门悄问,倘得其始传之人,只戮此一民,以儆其余足矣,何必尽戮无辜,致生民怨。”成王闻奏,渐转龙颜,传旨各城兵马,逐门查究回报。

  忽近臣奏言:“朝歌武庚、管叔、蔡叔,率兵十二万杀来,口口声声道,冢宰将纂社稷,故领兵前来,去谗辅国。今兵已到潼关,望陛下及早定夺1成王年幼,决断不定,乃问群臣曰:“此事真假若何?”周公又顿首曰:“但望陛下赐臣一死,以止潼关二叔之兵,国家万幸1群臣忙奏:“即此兵事,便知谣言,的是二叔流言。”王曰:“何以知之?”群臣曰:“冢宰忧勤王室,列国皆知敬服,如果有篡心,今近京诸侯并不起兵讨罪,满朝文武又不动一弹章,朝歌乃遐方小国,安能早知其事,而先兴兵以去谗辅国哉?此必二叔之奸谋,使陛下君臣猜忌,彼得乘隙以谋社稷耳!望陛下圣明,决断此事。”成王犹豫曰:“然则此事如何区处?”群臣又奏曰:“陛下不决此事,令冢宰督军,退得潼关之兵,即见无此反意1成王心疑周公得兵于外,恐其速叛,尚未肯许,群臣又奏曰:“陛下如疑冢宰,臣等愿以家口作保。”成王见百官所奏甚切,乃传旨点兵十万,与周公东征,周公谢罪出殿。

  次日,周公升帐,点兵练将,一面修书往鲁,令伯禽会兵于潼关。即日兵发京城,成王与群臣送出京城之外。成王在马上口占一律云:彩旗飘飘出镐城,一杯烦汝往东征。

  忠贞自信孚天地,贝锦何容陷大臣。

  拔剑扫开边塞雾,扬旌收尽野红尘。

  王兵奏捷回朝日,凤阁龙楼画影形。

  周公听罢大悦,亦在马上吟出一律,以表其忠曰:平生忠诚谅天知,仗节行藏志不亏。

  神鬼何人宁可逆,流言陷我实堪悲。

  指挥击扫漫天秽,慷慨先吟报国诗。

  东风若奏三军捷,早把边捷报玉音。

周公吟罢,君臣相别,大军望东而进,将近潼关三十里下寨。却说鲁公伯禽,得父之书,率本国精兵五万,已到潼关,候大军到日,然后交兵。闻父兵到,与关主皆出迎接。周公到关,谓伯禽曰:“手足之情,不可动兵相斗,只宜修书,令晓谕之退兵,以待朝廷处决何如?”伯禽曰:“管蔡不念手足,流言陷父,将至极刑,此正宜速交兵而除之,回天子之怒,表我父之忠可也。”周公然之。

却说二叔在关下,闻周公兵到,大惧,将欲退兵。武庚曰:“不可!如不交兵而退,则事机泄漏,得罪反重。”二叔从之。乃各披挂出阵,与鲁公伯禽两下正相厮杀,伯禽手起刀落,管叔死于马下。蔡叔见管叔被诛,舍命而逃,只见潼关上,锣鼓震天,走出一员老将,大声叫曰:“休要走了蔡叔度也1

  蔡叔抬头一看,见是周公,唬得魂飞魄落,抛戈弃甲,往东而走。又被伯禽阻路,掩杀一阵。武庚正欲来救,却被虞文达一轮刺下马来而死。

  周公传令,命大军不得停止,赶上蔡叔到朝歌。蔡叔不分昼夜,走入朝歌城内。大军奄至,蔡叔不及坚守,被虞文达抢入城中,活捉蔡叔鲜,来见周公。周公问曰:“汝等何得流言兴兵犯关,以负先王分土之恩?”蔡叔叩头告曰:“皆是武庚、管叔之谋,小弟不能拒阻,以至如此,望兄救我残生。”伯禽曰:“此是逆天之贼,宜斩首示众。”周公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彼纵不仁,何忍斩之?”令左右监于南牢,以待朝廷处决。

  周公传令,令关上虞文达转镇潼关,待奏过朝廷升赏。其子伯禽,亦令转镇鲁国。诫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当今天子之叔父也。然犹一沐三握发,一沐三吐哺,起以待士,恐失天下之贤,辛勤如是,尚且遭谗狼狈,使无文武力奏,身犹难保。汝今镇鲁,行政宜爱恤下民,尊礼贤士,慎勿以国大而骄人也1伯禽再拜,受命而退。周公谓左右曰:“我原被谗言出师,今二叔虽除,天子尚有疑我之心,只具表奏闻,以待天子回心,有旨宣我归朝,方可班师,如今只宜居东,以避嫌疑可也。”遂差人奉表入京,出榜安民。

  却说成王与群臣正论边事,近臣奏曰:“冢宰公东征得胜,赍表回奏。”成王览表大悦,谓文武曰:“叔父东征,既除二贼,其忠诚固可尚矣!不班师随驾而归,又居东土,只具表回奏,此事为何?”群臣奏曰:“冢宰公以大忠见谗,不能自白,今幸天兵一到,二叔授首,此乃陛下之福!以表冢宰之诚,所以冢宰待罪于东,陛下宜差大臣出关迎接,庶可以全两下之美。”成王沉吟不许。

至秋末,时五谷大熟,只未收获。忽一日,天昏日暗,狂风大作,驱雷闪电,城中扬砂走石,大木连根拔起,郊野禾稻,尽行偃仆,百姓惊怖。成王与百官大惧,不知所之。召公、毕公奏曰:“先王在日,曾遗卜筮之书,藏于殿前金滕匮中,以备吉凶,今遇天变,王曷启金滕匮,取卜筮之书占卜,以验天变。”成王准奏,乃与群臣拜告天地先王,启金滕匮搜卜筮之书,乃得昔日周公欲代武王身死之书,成王问史氏,史氏备述前事以奏。王大泣曰:“叔父功德隆盛,反被二叔谗言,现出于外三年,皆朕之过,是天变欲警朕之无知也1群臣皆泣。

王即差大臣,召公、毕公奉诏迎转周公。下诏于京师,以明周公无过。风雷遂止,天朗气清,五谷被风偃倒者皆起。百姓鼓舞,民众大悦。后宋丞相王荆公,因感王莽之事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又潜渊居士读史诗曰:左手旋乾右转坤,群邪嫉正起流言。

  安安不效旋胡促,凡几常书赤舄尊。

  天变风云昭大节,书藏金匮显忠臣。

  成王一整迎归驾,周室君臣孝义存。

  召公、毕公奉旨奔潼关,命人报于周公。周公闻圣旨到,俯伏跪听宣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统,愚昧聪明,险失忠良大节。孩提心志,混淆良辅谟谋,过虽已往,悔切未然!伏惟冢宰姬旦,王室至亲,百僚总辟,其忠贞信义,表表昭著。蠢兹群小,嫉正流言,征驾久淹于东,皆是朕过,叛首随传于北,越显公忠。

  今命使臣,赍诏奉章,迎还征驾,辅弼王家,所有叛臣叔度,本该处死,朕念同本,权贬郭邻。厥子胡仲,率德改行,可续父封于蔡。关守虞文达,汗马多劳,升受幽州都制。呜呼!崇德报功,固朝廷之重典;效劳尽职,实臣子之当为。诏书到日,各毋稽延。

周公接诏书,并管待召、毕二弟。次日,吩咐叔度之子胡仲,守殷车驾,望京而进。行近京师,驿传报于朝廷。成王率文武百官,出郊迎接周公归朝。王谓公曰:“朕以幼昧,不辨邪正,是以远劳叔父,久淹外镇,皆朕之过也1周公顿首谢曰:“济危救险,人臣之职,有何劳焉?”成王大悦,令排御宴,以宴群臣。

一日,成王在后宫与其弟叔虞饮宴,庭前桐树阴浓,王拾桐叶在手,谓叔虞曰:“朕削此桐叶为珪璋,汝能以此吟诗,朕即封汝为候。”叔虞遂吟曰:桐叶落庭除,吾王削作珪。

  如念连技秀,春风共畅舒。

  次日,史佚奏曰:“陛下请择日行封1王曰:“朕与叔虞戏耳1佚曰:“天子无戏言,天子一出言,则史官书之于册,望我王速封叔虞,不可反复。”成王乃命设宴,封叔虞为诸侯,国号唐。叔虞谢恩而去。忽近臣奏曰:“有远方夷人入贡。”王宣入朝,其人相貌迥别,语言不通,王问译者曰:“此夷来自何国?”译者曰:“此夷出于交趾之南,国名越裳,言自数十年来,其国中天无烈风淫雨,海不扬波,意者中国有圣人出,故不惮万里之遥,来贡白雉。”又西旅来贡顑獒,大畜四尺白獒。王问群臣曰:“远人来贡,方此可受否?”召公奏曰:“陛下当以贤为宝,不可受此。臣闻玩人丧德,玩物丧志,陛下当自思之。”群臣皆曰:“陛下仁德,加于蛮夷,故夷人不惮远而来贡。古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若不受此献,恐塞四夷来路。”成王遂受其献,设宴款待来使。

 

 

 

 

周公定鼎于郏鄏 召公奭宣布王化

次日,番使来谢告归,王问译使曰:“此来有多少路程?”

  译使对曰:“有一万二千之遥,来行三年有余,始至京师。”

  王命周公作指南车,赐番使以归,只一年遂至本国。成王谓周公曰:“四夷来朝,各方路途远近不齐,卿官相天下地舆,孰为中正可定都,以便四方朝贡?”周公奏曰:“洛阳居天下之中,昔者先王尝欲建都于洛而不果,此九鼎乃禹王所铸,以镇国者,后来失国,此鼎迁于商,纣王失国,武王载归镐京。”

  至成王后迁于洛阳,始定鼎于郏鄏,在河南洛阳,命镐京为宗周,命洛邑为成周。命太史令梅仲宣卜世代久远何如,宣乃于神前卜之。卜曰:“帝喾之孙,鼎基巍赫,传世三十,历年七百。”明东平居士咏史诗云:鼎入王畿蓍定时,卜年七百旋稽疑。

后来八百苍姬录,天耶人耶裕卜期。

周公既定鼎而归,成王大喜。设宴以待周公,周公谢宴以归第。是夜梦一蟠龙,从天降入于渊。公曰:“此梦乃应吾当尽之数。”内臣曰:“冢宰何以知之?”公曰:“蟠龙无翼之龙也,有翼则为飞龙,乃天子之像,吾位居冢宰,与天子差一等,乃是蟠龙也。有翼而下深渊,吾身在天子之旁,今入深渊,乃龙归之所,是以知吾将尽也。”遂遇疾不起。

周公病笃,王与群臣诣周公宅,问曰:“叔父固病不起,倘有不讳,国家大政,谁复可保?”公曰:“国家大政,有召公毕公等在朝,王不必多虑。臣死之后,但愿我王,贤人亲之,佞人远之,忧国爱民,天下自然太平。”公又谓同僚毕公等曰:“我死之后,愿公等尽心佐王,勿忝臣职1言罢,公下泪,成王与群臣无不下泪,王驾还朝。是夕,周公卒,时年八十二岁。公在周朝,制礼作乐,忠贞大节,为后世人臣之表。是日,天昏日暗,风雾迷漫。后史官有诗赞曰:喈彼姬公,为周砥柱。制礼作乐,定安遵居。

  辅弼幼王,尽心所事。扫荡流言,大节安舒。

  节彼太庙,巍然中立。后世人臣,惟公是式。

  成王闻报大哭,谓伯禽曰:“汝父忧勤一世,朕不能报,今死之后,赐尔鲁国祭祀,得用天子礼乐,庶表朕叔父之恩也。”伯禽谢恩赴国。

是时,周公既死,成王虑四方百姓不洽王化,乃谓召公奭曰:“尔宜巡行南方,代朕宣流教化,以安百姓。”召公承命出朝。次日,整车马望南来至嵩山之下,忽闻深林中,鹊声喧噪,群鸠处其巢中,召公问左右曰:“前林中鸟声喧噪,是何鸟也?”左右对曰:“近山方识鸟音,我等不知其音,焉知其鸟?公宜拘近山樵夫,问之便知其类。”公遂令唤樵夫来问,樵夫对曰:“长翅白而头绿者为鹊,毛班色褐者名鸠。”公曰:“鸠鹊二鸟也,为何共作一队,飞入巢中?”樵夫对曰:“鹊性巧善,能为巢。鸠性拙,不能为巢,是以共居于鹊巢之内。”公曰:“鸠与鹊不同其类,鹊何为肯让巢与鸠楼?”樵夫对曰:“当今天子,以仁德治天下,故其教化被及禽兽。”召公大悦,令重赏樵夫。

车马遂行至雍县,守臣君陈率左右出城迎接。召公入城,延至公厅坐下。召公问君陈曰:“汝治雍县,百姓亲睦,农桑乐业,诉讼平简之事可具述与吾知之。”君陈对曰:“小官无能,赖天子教化,宰公福荫,小县有三件异政。”公问:“何为三件异政?”君陈曰:“小县郊外,有雉一群,童子与之狎戏,雉不惊飞,童子亦不捕捉,此第一件之异政也。又每岁五谷秋登之际,禾有一枝数穗者,此第二件之异政也。又雍城南山有一兽,名作驱虞,身形似虎,其色黑,其性慈,每日游于郊外,不践生虫草木,口不伤禽兽人命,朝出夕还,人人得而近之,此第三件之异政也。”召公闻说,命安排酒宴。

  次日出城,前往南郊,劝劳农桑,令所属官员,俱要相从,县官君陈随至南郊,无亭榭遮阴之所,见道傍有甘棠,绿叶阴浓,其嵩盖如桑君陈引公下马,坐于甘棠树下,令招四处农民,前来听劝。须臾,一起农夫,荷锄担耜,前来跪下。公问农夫曰:“近年以来,五谷登乎?”农夫皆顿首曰:“赖宰公之福,年年农登,我乡村小民,暖衣饱食,女织男耕,安居乐业。”公问:“何以见之?”民中有一起高年能言者,前来相告。是诗曰:青山绿水白云乡,春到田畴老幼忙。

  女事桑麻无冻苦,男耕田亩有余粮。

  公租早送柴门闭,村酒酿成晚稻香。

  惟愿皇王千万岁,小民饱暖乐陶唐。

  召公大悦,命取酒食,重赏其民。公谓之曰:“我今劝课,汝等归家,各宜孝敬长上,各安生理。”众民拜谢而退,召公车马望京而还。

 

 

 

南民不忍伐甘棠 楚子胶舟溺昭王

召公车马既回京师,君陈人雍衙内,自思想:“下岁倘有王臣,再来劝农观政,郊外无台榭居止。”乃传命,令郊外农民,开阔道路,伐木建亭。左右回报:“小民伐木建亭,近山树木尽伐,只有南郊道傍甘棠树皆来合抱,不肯伐之。”县官命拘一起抱树之民前来问曰:“吾欲伐去道傍之树,起建劝农之亭,以待来年王臣下马,汝等何得抱树不与我伐?”小民顿首曰:“非小民争树之罪,前日召宰公曾止于甘棠树下,我等怀其德行,不忍伐去此树,欲存之以思召宰公也1县官大喜,遂建亭于甘棠树之旁,名曰召亭。当时百姓为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公所享。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公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斫,召公所悦。

  潜渊居士读史诗曰:一树甘棠蔼道傍,召公遗德愈芬芳。

  当时若使柯条剪,怎得清名万古香。

  却说召公回朝见成王,王问:“南方教化何如?”公具鹊鸠共巢、雍城三异之事奏闻。成王大喜曰:“雍邑守臣君陈,周公在日常荐此人,有孝友仁能,今果然也。”命使臣宣其回朝,拜为上卿。当时,文武多士,左有太保召公,大司徒芮公,大宗伯彤公,右有大司马鲁公,大司寇卫公,大司空毛公。此六卿相与辅弼,天下太平。一日,王有疾,内官奉旨宣召、毕二公入宫托孤。二公既至拜毕。王曰:“朕年十三即登大位,今承诸叔父恩诲,践祚已经三十七年,寿登五十,死亦何恨,但劳汝等,须尽心辅朕太子,以承大统,无废先王之政可也1

  言讫而崩。召公奉太子剑即位,是为康王。康王颁诏,以先四方,四方诸侯咸来朝贺,王作诰命以示诸侯,诸侯大悦。当时,康王承先王之遗诏,得公卿之扶佐,海内升平,刑措不用,在位二十六年而崩。群臣奉太子瑕即位,是为昭王。昭王升殿,当时五更侵早,星辰落落,尚未沉没,群臣朝贺未毕,惟见月色朦朦,渐有五色之光,直贯紫微之垣。昭王大怒曰:“日月失序,皆太史旷职,不预奏而救护之过1遂令押太史柳长卿斩于市上。

  群臣止住武士,皆谏曰:“柳长卿虽旷日月失序之奏,然太史乃国家祸福所系,望陛下赦之。但令奏闻月朦之故,以验祸主,如祸福不验,然后杀之不迟。”王息怒,令放回长卿,问其缘由。长卿奏曰:“月者人臣之象,紫微人君之象。今月色直贯紫微,必主小人作衅,国家不宁。”王曰:“小人出于何方?”长卿曰:“依臣占之,小人当出南方诸侯。”王曰:“朕当巡狩,以压之1王遂赦长卿之罪,往南而进。

  有人报于楚子曰:“周天子巡狩,车驾至南方。”楚子问群下曰:“当今天子巡行南方,当何以处之?”张策曰:“吾闻镐京至于楚,水路多于陆路,主公宜作王舟,以迎天子。令匠人以鱼胶合其舟,主公可进此舟于汉水界口,请王换舟。天子如驾此舟于江中,胶见水溶,即使周王共此舟而溺水身死,遂绝其游,有何不可?”楚侯大悦,遂命匠人以胶合一大舟,自领臣下,前至汉水界口,以迎圣驾。

  却说昭王銮驾来到汉水界口,正欲渡河,本方守臣奏曰:“江汉之水汹涌不常,此舟难渡此水,请王换南舟以渡。”昭王传旨,正欲换南舟以进。熊廉引胶舟至,面奏曰:“闻我王巡狩,车驾将幸丹阳,臣知此舟不可南渡,故具南船来迎圣驾,望我王移舟换楫,以渡汉水。”昭王大悦,命换楚舟,舟至中河,渐觉沉溺。群臣奏曰:“此舟必有奸诈,应命换舟,不然舟将沉江,王命难保1王见舟板徐徐解裂,正欲传旨换北船,忽波涛大作,浪起如山。保驾将军毛公,见势危迫,见随从小舟与王舟隔丈余,勇身跳向小船,连拖昭王过船,不觉洪涛一起,将王舟打落波心,昭王合文武随从者,共溺死二百六十余人。昭王在位五十一年。唐人胡曾先生有诗云:汉江一带碧流长,两岸悲凤起绿杨。

  借问胶舟何处没,欲停兰棹纪昭王。

  明东平居士咏史诗云:天子巡行非漫游,楚人那得试胶舟。

  巍巍大驾无臣问,王道凌迟重可忧。

  潜渊居士读史诗云:岸草茸茸染翠烟,昭王驾逐海波天。

  楚人奸起胶舟计,周纪中流不似前。

  却说昭王被水溺死,朝中大臣名祭公奉太子满即位,是为穆王。穆王升殿,诸侯来朝,王与群臣议曰:“南服熊廉无礼,诈进胶舟,溺我父王,朕欲率六国之兵,征楚问罪,群臣意下何如?”祭公奏曰:“楚子害先王,诚有大罪,不可不伐。然我王即位之初,军兵未练,粮草未足,不可轻动,姑俟数年,兵精粮足,然后发问罪之师,则楚可不劳而破矣1王曰:“善1近臣奏:“边上有急表,军务紧急。青州有徐哈达,率九夷之兵共三十余万,已渡西河,复欲打破镐京,夺得我中国乾坤。”穆王大惊,急问群臣曰:“此事如何定夺?”右卫将军李造父出班奏曰:“我周传国至今,一百五十余年,四夷排服,百姓安宁,今东夷乘国家新立,敢此无理,陛下可发兵十万,臣愿往抵敌,使其片甲无存,然后可弭四夷之患。”王即准奏。左司徒祭公忙奏曰:“不可!楚子诈进胶舟,溺死先王,乃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尚因兵微将寡,置罪不问。今若舍杀父之仇,以弱军先攻夷狄,必无得胜之理,恐招不测之祸。”

  造父又奏曰:“楚子弑君不过运以诡谋,其势未焰,东夷叛上,兵逼京师,今若不敌,后将难图,请发兵与臣,先除夷虏,乘得胜之兵,以征楚国可也1祭公又奏曰:“此事决不可动兵,如大军一出,楚人乘我国虚,发兵袭后,那时诸侯乱起,进退无门,可不危哉!今臣观东夷之地,辖于东方,与嬴徐子为界,依臣之奏,莫如差使臣前去东国,令嬴徐子收伏东夷,重加升赏,如此则夷虏亦除,楚人不敢仰视中国,庶得两全。”王悦,遂差使臣赍诏,前往青州。

召公封地燕山北,不悦周公执政疑。

乡邑甘棠仍翠绿,无言倾诉共和时。

 

 

 

黍苗

  歌颂召伯虎南营谢邑,率其徒众慰劳,使大功告成。

 

【原文】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    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    我行既集,盖云归哉3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   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     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注释】

  1、芃芃(音朋péng):草木庄稼茂盛的样子。 2、任:负荷。辇:挽车。

  3、集:完成。盖:通“盍”,何不。 4、肃肃:迅疾貌。

  5、隰(音席xí):低湿的地方。

 【译文】

  蓬勃生长黍子苗,全是好雨来滋润。 南行日子道路遥,幸有召伯来慰劳。

    我们挑担又挽辇,马车牛车运输忙。 我们任务已完成,忙着准备赶回程。

    我们步行又驾车,我归我的队伍里。 我们任务已完成,都能回去看亲人。

   建成谢邑多严正,都是召伯来经营。 建筑队伍真威武,都是召伯来组织。

    平原洼地都平整,泉流疏浚水已清。 召伯事业已完成,宣王心里才安宁。

 

 

 

 

 

 

 

召伯布政甘棠渡

邵阳在西周时,属荆州。召伯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太保召康公,据说他曾经风尘仆仆,来过邵阳。当他来到现在的邵阳市东郊的甘棠渡口,就看见一株甘棠树,浓荫如盖,便召集百姓一起坐在树下,宣布周朝的政令,体察民情。 这棵甘棠树,直至明弘治年间才枯死,但树兜还在,明隆庆二年(1568),巡按御史郜光先从衡阳来邵阳,得知召伯布政甘棠渡的事实。便行文参议张仲谦和知府陆柬,请其在原来的甘棠树旁边,建了一祠,题为“召伯遗爱祠”,又修一座亭子,称古甘棠亭。 宝庆人把召伯甘棠布政,看作是灿烂的楚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开端。甘棠渡的召伯祠,也就成了宝庆人所景仰的文化圣地。明清以来,地方官员和文人雅士,都要到召伯祠来祭祀朝拜。如清代黄则有赋“甘棠渡”诗云:         渡头芳草浸澄潭,太保风流想象堪。

一代雄封燕以北,千秋遗爱汉之南.

水传姓氏犹称召,棠得名贤始觉甘。          

老树盘根无觅处,权将残碣细寻探。

胡曾草檄答南诏

胡曾号秋田,是今邵阳县梽木山乡秋田村人。胡曾生于唐开成四年(839)。“少负才誉,文藻煜然”。尤民《咏史诗》著名。他的《咏史诗》是一本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广为流传。如《汴河》写隋之灭亡——千里长河一旦开,已随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去不回。   

咸通年间,胡曾做西川节度使高骈的从事时,正值南诏大举向唐帝国进攻,并以“木荚书”威胁高骈,声称要“借锦江饮马”。高骈令幕府草檄回答。胡曾在檄中,喻之以理,威之以兵。南诏王骠信接到檄文之后,就主动要求罢兵。一篇檄文,避免了一场战争,化干戈为玉帛,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记忆中的小镇

少小离家,乡情难断,记忆中的故乡小镇,令我梦魂常牵。故乡的河,从小镇前悠悠流过,流向城区,穿过闹市,汇入城北的大河,然后奔向长江,奔向大海。小镇的格局,别致而又古朴,我家祖传的老屋,就座落在小镇西头的拱门下。那时候,爷爷和奶奶都健在,家里人太多,便分成两处居住。伯父一家,随爷爷住在小镇上,父亲带着我们,住在离小镇半里远的小村里。奶奶管着两个家,每天两头奔忙,伯父家的孩子多,我喜欢和哥哥姐姐们玩,又舍不得离开母亲,便跟着奶奶来回跑,反正两边都是家,想住哪儿住哪儿。

    记忆中的小镇,是一条长长的“半边街”,家家户户的店铺,一律沿河而建,每家店铺的前面,都有宽畅的“吊脚木楼”。木楼悬挂在河畔,上盖青瓦,下临碧水,四面敞开。整个小镇,半边是铺面,半边是木楼;铺面紧挨着铺面,木楼紧连着木楼;街坊邻居,关起大门各有各的家,打开大门仿佛住在一个家里。铺面和木楼之间,是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古驿道,来来往往的行人,只要走进小镇,就不必担心日晒雨淋,也不必担心饥渴劳累。每家的木楼里,一年四季备有条凳、茶水和草鞋,免费为过路客人提供方便,这是一种传统的“功德事业”,如果木楼里没有这些物件,别人瞧不起,自己的良心也过不去。过路的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如果肚子饿了,身边又没钱,只要对饭店的老板说:“记帐吧,下次一起付钱。”老板就会爽快地说:“行啊,行啊!”于是,或十天半月,或一年半载,那客人必定上门付钱。也有不来付钱的,不好意思从小镇路过,远远地绕道而行,老板偶然碰见了,赖帐人挺尴尬,老板便装着不认识,回来就叮嘱家里人说:“那客人肯定有难处,以后碰见他,不要再提那顿饭钱了。”

    记忆中的小镇东头,有一座古老的七孔石桥,还有四块巨大的石碑,碑上镌刻着“甘棠古渡”和《诗经·甘棠三章》等古老的诗文。茶余饭后,人们常聚集在桥头碑下说古道今。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古渡附近,有一株“干粗一丈有余,荫蔽数亩之地”的甘棠树,周武王时期,召伯南巡,曾在此举行“甘棠布政”。因此,这条河流便取名为“召水”,召水南岸的召伯镇上,曾经有一座“召伯古寺”,寺前肃立着“召伯遗爱”的石牌坊。然而,元兵南侵之际,《诗经》中所记载的那株“蔽芾甘棠”,却突然枯萎而死。后来,“召伯古寺”和“召伯遗爱”的石牌坊,也相继毁于兵荒马乱之中。残存下来的,只有地名、传说和这条河流了。

    老人们对这些古董津津乐道,娃娃们却毫无兴趣,娃娃们的兴趣在河岸边,在沙洲上,在柳林里,那儿才是百玩不腻的乐园。哥哥姐姐常带我去柳林里抓知了,去沙洲上“过家家”,去河岸边掏螃蟹。河岸边,布满了许许多多的小洞穴,螃蟹就躲在洞穴里,用柳枝轻轻拨开泥沙,少则掏出一两只,多则掏出一大窝。我们聚在沙洲上,垒几块石头,燃一堆火,用细铁丝将螃蟹串好,操办“烧烤螃蟹宴”。河蟹很小很嫩,放在火上一烤,吃起来又香又脆。二哥的胆子挺大,敢于生吃活螃蟹,我不敢吃,他便取笑说:“你象个女娃娃!”我气坏了,狠狠地掰下一条蟹腿塞进嘴里,“嘎吱嘎吱”嚼碎,“咕嘟咕嘟”吞下,那滋味又腥又咸,直想呕吐,但我终于憋住了。慢慢的,我也学会了生吃活螃蟹,二哥便拍着我的肩膀说:“行,象个男子汉!”二哥哥还悄悄地告诉我:“敢于生吃活螃蟹的人,什么也不怕,水鬼见了也会躲得远远的。”

    二哥放牛去了,姐姐扯猪草去了,我就自个儿坐在码头边,将双脚泡在水里,一边玩水,一边看河里的风景。河水清澈见底,水草悠悠晃晃,一尺来长的河鱼,成群结队地在我的眼前游来游去;花花绿绿的小鱼,在我的脚下窜来窜去,挠得脚板痒痒的。水陆洲上的树林里,栖居着数不清的白鹭,飞起来象一片洁白的云,落下去象一片洁白的雪。大小船只,往来如梭,艄公“啊嗬”喧天,橹声“吱呀”不绝,白鹭们毫不惊慌,仿佛明白,谁也不会去伤害它们。天边的夕阳,象一个熟透了的大柿子,缓缓地、缓缓地坠落在远处的河汊里,将河水染成一片金色。星星出来的时候,来来往往的船只,亮起了星星般的灯光,星光和灯光映在水波里,分不清哪是灯光哪是星光。夜色很浓了,姐姐便在木楼上喊:“弟弟快回家,小心水鬼把你拉下河去!”我便沿着码头上的石阶,懒懒地朝家里走,我敢吃生螃蟹,我不怕水鬼,但天太晚了,必须回家去,不然奶奶要打屁股的。

    记忆中,常听人们说,“天下江河尽朝东,唯有召水向西流。”召水是一条奇特的河,喝这条河水长大的人,多具有一种“不信邪”的拗脾气。南岸的蔡家村,出了一位举世闻名的蔡锷将军,他原本是个书生,小小年纪便满腹才华,出口成章,被人们称为“神童”。后来,他弃文从武,带兵打仗,参加了辛亥革命。袁世凯想当皇帝,千方百计笼络他,他却软硬不吃,毅然举兵反袁,成了“再造共和”的功勋。北岸的姚家村,出了一位新中国的大功臣姚 喆将军,他原本也是读书人,后来投笔从戎,参加了工农红军,身经百战,勇猛异常,成为了“威震敌胆”的“猛虎将军”。此外,还有“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匡互生;“皖南事变”中“血染疆场”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著名音乐家、《游击队之歌》的作者贺绿汀……他们也是喝这条河水长大的,也是读书人,都具有那股“不信邪”的拗脾气,都是铁骨铮铮的热血男儿!

    故乡河的水,不舍昼夜地流淌,带走了许许多多人的岁月,也带走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我终于长大了,离开了故乡。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有一种无法割舍的乡情,乡情如酒,岁月愈深,其味愈浓……如今,故乡的一切,已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古老的驿道,变成了宽畅的公路;古老的石桥,变成了公路大桥;“甘棠古渡”的石碑,变成了大桥的基础;“召伯古寺”,变成了一所乡村中学;我家祖传的老屋,被二哥改建成一座新式楼房。故乡的河,依旧由东向西,悠悠地流淌,当年那个古朴的小镇,只能去记忆中寻找了。是的,我怀念那记忆中的小镇,如同怀念我逝去的童年;我也深爱故乡现在的小镇,如同珍惜我拥有的今天。

 

 

邵伯镇  加入时间:2004-6-25 15:56:31 阅读:211

 

邵伯,原指西周时的召伯,史称召公 。他与周公姬旦共同辅翼周成王。自陕以东的政事由周公治理,自陕以西的政事由召公治理。召公治理西方时深得民心。据传他在社前(古时的社,是听诉讼、断是非的地方,也是敬奉大地之神或土谷之神的地方)听讼断狱,公正无私。当时有些人感戴他,因社前有一棵甘棠树(即杜梨,又名棠梨),便唱起《甘棠》的诗,表示要爱护召伯社前的树木,反映了见物思人,思人爱物之情(事见《诗经》和《史记》)。邵伯镇得名的由来,并不是召伯真到过这里,而是借用召伯的故事赞扬晋朝的谢安。晋时,这里原叫步丘,谢安镇广陵,见步丘西高东低,经常造成水灾,危害百姓,他就率领百姓筑起了一条大堤,不让堤西的湖水淹没堤东的农田,使航运和农业两利。后来百姓不忘他的好处,曾在这里建立了一座谢太傅祠(原址邵伯镇北头,今已无存),并把他比着周朝的召伯,称这道堤为“邵伯埭”,因而步丘就逐渐为邵伯所代替了。又因《甘棠》这首诗,还有人在邵伯镇南头栽了几棵甘棠树,至今尚活一棵,年年开花,今在邵伯文化站院子里。邵伯又称甘棠就是这个原因。  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宋绍兴三十一年,刘锜使用善泅者凿沉金人之舟,自楚州(即今淮安县)退军邵伯镇。”可见这里自古就是军家必争之地。  今天的邵伯镇,是我市大镇之一,位于邵伯湖东,运河左岸,即是水陆交通要冲,又是富饶的鱼米之乡。如登上邵伯船闸,运河水面帆樯如织,百里湖滩烟笼雾绕,简直是一幅迷人的图画。清诗人王士祯的《邵伯舟中》诗云:“一望遥天阔,茫茫泛夕槎,树分甓湖水,月上楚人家。野戍寒虫乱,迴堤古庙斜。芜城前路近,宫柳欲栖鸦。”(见《带经堂诗集·已亥稿》)  这首诗,对邵伯的自然风光作了富于神韵的描绘,但诗里表达出来的心情不免带有悲凉之感,因为,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诗人的所见所感,决不可能是今天所见到的邵伯镇欣欣向荣的景象.

 

甘棠,落叶乔木,花淡黄色有清香。朱熹文集中记载:“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后人常用“甘棠”称颂地方官吏有惠政于民者。

 

在扶风县119日出土的27件(组)青铜器文物中,一对罕见的大口尊上刻写了大量铭文,经初步解读,专家学者发现铭文记述了西周晚期一个奴隶主向“国家司法人员”行贿的经过,恰巧与过去出土的另一种青铜器铭文记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件。

  在日前从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出土的27件(组)青铜器文物中,一对大口尊格外引人注目,其单尊通高31厘米、口宽32.5厘米、腹深29厘米、腹底径14厘米。

    大口尊呈淡绿色,美观大方,形态比较特异:口沿向外翻开,微束的颈部饰有重环纹,腹直而下收,上饰粗犷的三角纹。

  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在当日初步鉴定后,连连赞叹“太罕见了”,两件尊里面都有铭文,各111个字(当时有专家认为是114个字,后确定是111个),内容竟完全一致,确实少见。

  记录一个真实的行贿故事

  “唯五年九月初吉召姜以琱生職五寻壶……”大口尊腹内长达111字的铭文,对于一般人来说,如同天书,根本看不懂。近日,来自省、市、县的一大批专家学者赶赴扶风博物馆,经过多重品味、研究后,初窥到了铭文背后的隐秘故事。

  铭文大意说了2879年前一个复杂的“行贿受贿”案:,一位名叫琱(diāo)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因为那个时候,是严禁开辟不用纳税的私田和不允许多占用奴仆的,琱生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国法,按律当究。正月的一天,司法机关再次前往琱生的庄园调查,朝廷指派的是一位名叫召伯虎的官员负责督办此案。看到朝廷要动真格的,琱生害怕了,他便想到贿赂召伯虎让其网开一面。于是,他先是给召伯虎的母亲送了一件珍贵礼物———青铜壶,并请召伯虎的母亲以其在朝廷做大官的丈夫,给召伯虎说说情,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保证事情办成,琱生又给召伯虎之父送了一个大玉璋。后来,召伯虎答应了琱生的请求,放了琱生一马。为表达感谢,琱生给召伯虎也送去了一些朝觐用的礼器———圭。

  这是发生在西周厉王五年(公元前873年)的一件真事。

  与已出土的青铜铭文记载一致

  专家多方研究发现,其实,这件让今人看来是见不得人的行贿受贿之事的部分片断,在过去的研究中,发现被记载在另一种青铜器上。

  这种青铜器叫簋(guǐ),是一种专门用来装食品的器物,史学家们称之为“五年琱生簋”,同其一同传世的其实还有一件“六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的铭文表明,到了第二年四月甲子的一天,琱生的这个官司才有了转机。召伯虎对琱生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场官司终于平息了,这都是因为我父母出面讲话。”并把判决的副本送给琱生。琱生再次送给召伯虎一块玉作为报答。

  可能,当年的琱生笑了,可考古学者们一度却皱起了眉头。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馆长张恩贤说,在专家们近日的考释中,论及大口尊铭与传世的五年、六年琱生簋铭相近。尊铭和簋铭中的琱生,字体一模一样,同为“周”旁加“王”,当为同一人无疑。

  大口尊上的铭文所记的事,刚好是五年、六年簋铭文之事中间的那段,它与两个簋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件,从而揭开了琱生官司旷日持久的谜团:原来,是琱生的官司太大了,第一次送礼送得还不够,还没有把事情摆平,无奈,只好再次送了重礼,才使拖了很久的官司有了结局。

  ■行贿背景

  贵族官员“暗箱操作”徇私枉法

  在一般人看来,大口尊上的铭文记的是琱生为了了结因超占土地和奴隶而引起的官司,给人送礼,试图得到从轻处理的事件。

  “铭文内容涉及到西周晚期的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和司法制度。”张恩贤等专家一致这样评价铭文的价值。张恩贤说,井田制和宗法制、分封制一起构成的周代统治构架,支撑周天子的统治。

  在琱生土地纠纷官司中,召伯虎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徇私枉法?这牵扯到了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

  宝鸡市考古队副队长辛怡华介绍,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天下的大宗,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的诸侯,相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依次类推。在各级贵族组织中,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宗子”或“宗主”,以贵族的族长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权,成为各级政权的首长。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宗子有保护和帮助小宗的责任。

  在这场官司中,琱生、召伯虎同属于一个大家族,相对于琱生家族,召伯虎之父即铭文中称为宗君幽伯的,是他们的大宗,大宗有责任保护琱生。因此,他才会全力以赴地替琱生开脱罪责,一二再,再二三地干预司法。

  ■谜团猜测

  见不得人的事为何要记载?

  五郡青铜器窖藏是在什么情况下埋藏的?很多人提出的这个问题和铭文内容一样受关注。

  据专家介绍,五郡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大口尊铭文里提到的召公,就是召伯虎。因周厉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禁止言论自由。这个召伯虎便提醒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昏庸的厉王不听,最终厉王被“国人”赶下台,客死他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

  在这次事件中,召伯虎曾使用调包计保住了太子静(即后来的周宣王)的性命。为了安全,召伯虎带着太子静潜出镐京,逃到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考古人员研究推测,多占土地和奴隶的琱生对召伯虎来说是小宗,在大宗召伯虎逃往洛邑时,琱生也随之逃走,慌乱之时,就把带不走的青铜礼器藏在居住地,希望卷土重来。但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而是把这些青铜礼器留给了后人,从而为我们提供了2800多年前贵族阶层为逃避法律制裁而行贿受贿的活生生的教材。

  伴随着每一次文物的出土,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从而使一些千古之谜得到破解。但还有一些谜难以破解,同时,还会给我们留下新的谜团,新的疑惑。

  众所周知,西周是青铜器铭文的最盛期,铭文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制、礼仪等方面。而以叙述王室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以及祭祀、战争、赏赐、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为最多,可像五郡青铜大口尊铭文记载的行贿受贿之事几乎没有。毕竟,这是徇私枉法、见不得人的事。这种事为什么还要铸器记载,而且还要铸上两件传于后世?

再比如,此次出土的一些青铜器究竟是舀酒器还是饮酒器,应如何定名?为什么把众多的小如徽章的车马器也藏于窖中……这都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也有待于新的文物发现给予辅助解释。

 

 

 

《国风》先编入者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雅》诗先编入者为宣王时代的作品。这两部分都多表现召公(召穆公,即召伯虎)文治武功和赞扬召公的作品(如《周南·兔罝》《汝坟》,《召南·甘棠》,《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车》等等。其中有些作品可以考知是召穆公、尹吉甫、张仲、南仲这些中兴大臣之作。当中也有些产生于厉王时的作品,因这些大臣也都是由厉王朝至宣王朝的,收入厉王朝一些作品也正可以显示出召穆公等佐宣王平定内忧外患的功绩。

从《召南》《周南》《邶》《鄘》《卫》和《小雅》中作品产生的时间可知,《诗经》第一次编集在东周初年。

据《史记·三代世表》,周厉王因暴虐被国人逐于彘之后,周定公、召穆公主持朝政。召穆公于厉王时牺牲自己的儿子保护了太子静,又辅佐太子静即位(即宣王),安定天下,成中兴局面。但平王东迁之后,天子形同诸侯,周王对周、召二公的依靠和信任程度也不如以前。召穆公、周定公的子孙为了昭显其祖上的功绩,而收集能反映那一段历史的作品为一集。到公元前六世纪前期,又有人将周太师或守藏史所藏其他诸侯国的民歌及周王朝的乐歌混在一起,《国风》包括十五国风,《雅》诗中增入《大雅》中 31 篇,并三《颂》 40 篇(《周颂》 31 篇,《鲁颂》 4 篇,《商颂》 5 篇)。《诗》遂形成今日所见之规模。

 

 

 

周公为什么没有取周成王而代之

 

 西周时期,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纪尚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治局面的这一问题,从春秋时期到现在,一直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传”;《左传?定公四年》又记,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尔有天下”。 

 然而有些史料中记载,周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这样的。 

 《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记论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周公想要得到天子的皇位。《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国事。据今所考,《尚书?大诰》中的“王”把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文王的儿子是周公,文王的孙子是成王,所以只有周公才能称文王为“考。”《尚书?唐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同母弟是康叔,“封”即为康叔之名。《康诰》中的王对康叔称“弟”,显然这个“王”又是周公。据上述条件可知,身居王位的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为什么周公会僭位称自己为王呢?根据《尚书?金》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不管理国家,我没有办法告慰我的先王。”众所周知,武王死后,国家还未统一东方,这就有待于让自己的子嗣完成统一大业。由于成王尚年少,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周公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如果自己不称王,则各诸侯就会造反,先王的统一大业将毁于一旦,自己死后无法向先王交待。《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的确,由于刚创下基业,政局不稳定,成王年幼无知,还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果想巩固新生政权,就需要经验丰富的君主。其实,武王在临死前也想把王位传给周公。《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省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应该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公时,周公“泣涕共手”,即感激又害怕,并说自己不能这么做。这足以证明,周公并不是想篡权夺位。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也只是代替成王打理国事,等成王长大再主动交出权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上奏说:“周公掌握大权,那么周朝就有道,且王室安稳,如若不然,周朝就有灭国的危险。”正因如此,周公才以天子的身份,对众多的大臣发号施令,常常称为天命。很明显,周公是为整个江山社稷作打算,才会“假为天子”。 

 但是,有些史料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荀子?儒效》记载说,周公屏除成王而继接武王来治理天下,有人说“偃然固有之”,这怎么不是想篡位呢?《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载周公对太公、召公解释过这个问题。召公、太公都是贤明之人,如果当时周公安分守己,怎么都怀疑他呢?特别是管叔、蔡叔他们都害怕周公的所作所为对于成王会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才会发生暴乱。看着管、蔡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对周王朝的忠心。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之事,在《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中都有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周公运用计谋让他的哥哥按照“兄弟相为后”应该继位的管叔到京城以外的地方做官,又在管、蔡发动暴乱起兵东征杀死了他。 

 关于周公究竟是为了周王朝的江山社稷而正大光明的代为执政,还是因为耍尽手段要篡权夺位而没有得逞的问题,要想在现今大量纷繁复杂的历史古籍中找出答案,还存在困难。

 

 

周公为什么没有取周成王而代之

 

 西周时期,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纪尚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治局面的这一问题,从春秋时期到现在,一直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传”;《左传?定公四年》又记,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尔有天下”。 

 然而有些史料中记载,周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这样的。 

 《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记论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周公想要得到天子的皇位。《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国事。据今所考,《尚书?大诰》中的“王”把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文王的儿子是周公,文王的孙子是成王,所以只有周公才能称文王为“考。”《尚书?唐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同母弟是康叔,“封”即为康叔之名。《康诰》中的王对康叔称“弟”,显然这个“王”又是周公。据上述条件可知,身居王位的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为什么周公会僭位称自己为王呢?根据《尚书?金》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不管理国家,我没有办法告慰我的先王。”众所周知,武王死后,国家还未统一东方,这就有待于让自己的子嗣完成统一大业。由于成王尚年少,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周公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如果自己不称王,则各诸侯就会造反,先王的统一大业将毁于一旦,自己死后无法向先王交待。《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的确,由于刚创下基业,政局不稳定,成王年幼无知,还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果想巩固新生政权,就需要经验丰富的君主。其实,武王在临死前也想把王位传给周公。《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省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应该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公时,周公“泣涕共手”,即感激又害怕,并说自己不能这么做。这足以证明,周公并不是想篡权夺位。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也只是代替成王打理国事,等成王长大再主动交出权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上奏说:“周公掌握大权,那么周朝就有道,且王室安稳,如若不然,周朝就有灭国的危险。”正因如此,周公才以天子的身份,对众多的大臣发号施令,常常称为天命。很明显,周公是为整个江山社稷作打算,才会“假为天子”。 

 但是,有些史料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荀子?儒效》记载说,周公屏除成王而继接武王来治理天下,有人说“偃然固有之”,这怎么不是想篡位呢?《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载周公对太公、召公解释过这个问题。召公、太公都是贤明之人,如果当时周公安分守己,怎么都怀疑他呢?特别是管叔、蔡叔他们都害怕周公的所作所为对于成王会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才会发生暴乱。看着管、蔡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对周王朝的忠心。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之事,在《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中都有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周公运用计谋让他的哥哥按照“兄弟相为后”应该继位的管叔到京城以外的地方做官,又在管、蔡发动暴乱起兵东征杀死了他。 

 关于周公究竟是为了周王朝的江山社稷而正大光明的代为执政,还是因为耍尽手段要篡权夺位而没有得逞的问题,要想在现今大量纷繁复杂的历史古籍中找出答案,还存在困难。

 

 

 

 

辅成王周公勤政

 

武王伐纣成功,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得到加强,周武王实行了封侯制,即把自己的王室成员、有功之臣封为诸侯来分管各部地区。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候天子的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诸侯世代相袭,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

  武王把在东征灭殷之战中功勋卓著的军师姜太公封在营丘(今山东临淄),称齐国;封弟弟周公旦在曲阜(今山东曲阜);称鲁国;封弟弟召公于燕国(今北京一带),称燕国。周武王把殷纣王的儿子武康安排在商朝的归地。也就是一个诸侯国,让武庚去治理他们。武王想用这种办法,化解商朝旧奴隶主贵族的敌对情绪,保持天下的安定。可是把一块地方交给武庚去统治,也不是很稳妥,于是周武王又把商朝的旧地划分出两块来。让自己的两个弟弟鲜和度去管理,以便就近监视武庚,防止他作乱。鲜的封地被定名为管国,所以历史上就把鲜叫做管叔鲜;度的封地被定名为蔡国。历史上就把度叫做蔡叔度。

  分封完毕,诸侯们就分别前往封地了。周公正准备行装,要到鲁地就封,辞行时发现武王神情沮丧,闷闷不乐,急忙问侯,才知道武王不愿让几个心腹重臣离开。他想了一下,也觉得周朝初建,战乱之后百废待兴,确实需要留在武王身边辅佐,于是就留在武王身边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前往鲁国就封。

  封侯后,各诸侯国定期朝拜,如数纳贡。西周王朝繁誉昌盛,奴隶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周武王在完成了灭商建国的大业后,积劳成疾。临终前,他把年幼的儿子姬诵和军国大事托付了周公。

周公为武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他安葬了,然后又把诵扶为天子,就是周成王。因为成王还没有成年,一切军国大事均由周公代理。

  周公天资聪明,才华出众,从小又是在先王周文王身边长大,接受了文王的言传身教;另外,武王生前与他关系密切,感情极深,所以如今周公管理国家大事来,不仅得心应手,而且尽心竭力。为了治理好国家,他想尽一切办法招贤纳士。为了接待贤能的人,他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次,周公正在洗头发(古人不剪发,头发留得很长,所以洗的时候很费事)。他刚把头发浸湿,外面来人有急事要报告。周公连忙握着湿淋淋的头发,出去接待,办完事再回来接着洗;洗到一半儿,又有人来报告,他还是握住湿头发出去。忙着办完这些后,他才有空把头发洗完。

  周公正在吃饭,刚把一块肉放进嘴里,外边有客人来访。他马上把肉吐出来,起身去接客人。一顿饭的工夫。来了三次客人,周公就连吐了三次饭菜。成语 "握发吐哺"就是这样来的。家人在一旁见了心痛地说:"您不能吃完饭再会客吗扩周公摇摇头说:“这些宾客来访,不是有紧急事务,就是有好的建议。我恨不能马上听听,怎么能怠慢了人家呢?”。就这样,周公为了周朝的大业,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谁料他这么鞠躬尽瘁地办事,可还有流言萤语攻击他。

  有一天,周公得到手下的报告:"周公啊,现在外面流言很多,说您独掌大权在握,要把您的侄子赶走,自己称王。"

  周公听了,又惊又气,问道:"这是谁说的话?"

  原来,这是管叔鲜和蔡叔度散布的。他们怕周公这样下去会成为国君,对他们有所不利,所以造谣来攻击他。

  周公遭到了诽谤,处理国家大事时更加勤勉,一面恳切地对人解释。他对姜太公、召公等人说:"先王灭纣之后,就希望国家能长久太平。现在刚刚立国,武王英年早逝,成王年纪还小,倘若有个什么闪失,我怎么对得起祖宗呢?我的做为,完全可以摆在天日之下,没有一点私心呀,希望你们相信我。"

  周公的一片诚心感动了太公、召公等人,不再对他有所怀疑了。人们见太公、召公都相信周公,又见他为国家办事确实尽心尽力,也都不管叔鲜和蔡叔度的谣言。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却认为有机可乘,便来串通管叔鲜和蔡叔度,叫他们却自己一起发动叛乱。企图夺取天下恢复商朝,原来的一些诸侯国也乘机起兵反周。周公临危不乱,果断地下令出兵平叛。经过三年艰苦的战争。平叛终于取得胜利。武庚在战斗中被打死,管叔鲜兵败自杀,蔡叔度做了俘虏,被流放到远方去了。他们都得到应有的惩处。周公又攻取了那些原诸侯国,使周朝的疆土大大扩展了,周的势力到了黄河下游和淮河一带。这场战争巩固了周朝的统治。使得周朝初年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

  东征胜利后。周公认为发生这次叛乱的主要原因是镐京的位置太偏于西部,远离商殷那里得来的土地太远,不利于对那里进行管理,所以决定在东边建立一个新的都城。经过占卜,周公认为洛邑(今河南洛隅)是个好地方。于是决定在洛邑建造一个新的都城 -- "东都"

  周公严格格守文王、武王的遗训,节俭办事。不搞铺张,所以东都胸规模很宏伟。它的内城是九里见方,外城是二十七里见方,光是内城的面积就有八十一平方里,一共花了九年多时间才建成,但是其中绝没有为追求享乐而建造的场所。周朝从此有了东西两个都城;原来的都城镐京称为宗周,表示那是周朝的根基所在;新建成的东都。定名叫成周,表示那是周朝建成以后修建的。成王依旧在镐京居住,做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重镇的东都由周公坐镇。从此,周朝长期稳定的局面开始形成。

  周公为了周朝的事业,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把自己的经验写成文章,还制定了许多法令,礼法是维系统治者内部等级制度的,而刑法主要是用来镇压人民和奴隶的。周朝实行了这些法令,比以前更加稳定了。周公死后,周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节,把他葬在文王陵和武王陵附近,以次显示周公辅佐三代天子,强盛周朝的丰功。

 

 

 

 

 

防民口甚于防川

 

厉王姬胡是周朝的第十代国王,当政时国力已出现衰象。这时候,外族入侵、诸侯作乱、贡赋减少,王朝的国库空虚。偏偏新登基的周厉王又奢侈荒淫,走上桀、纣的路子,使周王室的财政很快出现了危机。

  周厉王为了决定增加赋税,维持过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要该收的税都收了,怎样再立名目设立新税呢?什么名目来征税呢?他想不出来,该收的税都收了。这时,手下一个叫荣夷公的大臣给厉王出了一个点子,让他对一一些重要物产征收"专利税"。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们采药、砍柴,捕鱼虾、射鸟兽,都必须纳税;甚至喝水、走路也得缴纳钱物。这个办法,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就连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也觉得很不妥当。很多大臣也纷纷向厉王避忠言。其中有个叫芮良夫的大夫劝告厉王不要实行 "专利"。他说,"。专利,会触犯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很伤人心的做法。"可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味宠信荣夷公,让他来免责实行 "专利"

  实行专利后。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顿时民怨沸腾,在当时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意思是说:"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再吃我的黍(指粮食)。多年来我纵惯着你,而你却对我们毫不照顾。我们发誓要离开你,到那欢乐的乐园去。"百姓们对周厉王的强烈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老百姓们对周厉王充满了怨恨情绪,都纷纷咒骂他。大臣召公虎看到形势危急,就劝告周厉王说:"王上,百姓们实在受不了了,'专利'法再不废除,难得不发生动乱!"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他让卫国的巫师去监视老百姓,如果发现有人谈论 "专利",咒骂厉王,就抓来杀头。从此,人们虽然牢骚满腹只好往肚子里咽,谁也不敢再说出来了。熟人在街上见了,也不敢站住交谈,打个招呼,赶紧走开。整个镐京,顿时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厉王却以为自己的残暴统治产生了效果,沾沾自喜对召公虎说: "你看,还有谁在说什么吗?”召公虎听了,对厉王说:"百姓们的嘴虽被勉强堵住,但使他们的抱怨变成怨气了。正如把水堵住,一旦决口,伤人更多;而应采用疏通河道的治水方法,治民也是这个道理,应该广开言路。如今大王以严刑苛法,堵塞言路,不是很危险吗?”厉王对召公的话置之不理,反而更加残酷地实行残暴的统治。

  有压迫就有反抗,国人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国都里的小贵族、小商人、手工业者聚集起来,冲向王宫,去找厉王算账。起初厉王还想把民众镇压下去,可调来的军队中的兵士原来全是平民出身,他们见国人造反,很多人也参加进去了。周厉王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带了一些随从,偷偷溜出了王宫。厉王临走前把太子姬静托付给了召虎,然后就逃奔到了今山西霍县。

  愤怒的起义群众找不到厉王,满腔怒火难平,决定找太子去抵罪。他们得知大臣召公虎家里收留了太子,于是就包围了召公的家,勒令召公交出太子。召公心想,"过去天子不听我的规劝,才落到这般地步。现在我交出太子,会不会有人说我是对天子的不忠、伺机报复呢?当初我满口答应保护太子。好让王安心;现在若是交出太子,岂不是天大的不义?可是国人见找不到太子,他们一定不肯答应,怎么办呢?”他考虑再三,决定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太子,交给了起义群众,这才使太子没有被国人杀死。

  国人暴动的第二天,卫国的国君卫武公就带着军队开到镐京。这卫武公,叫共伯种。共伯和率军到镐京是前来平叛,可是起义群众在当他来到王都之前,己经散去。于是共伯和就率领部队,进到了王宫里驻扎。

  厉王在逃不敢回国都,太子虽在国都,但年龄太小,不能主事。他是召公用儿子换下来的,现在暴动刚平,还不到说出真相的时候。于是召公虎提出,国事暂由共伯和代理,其他大臣全都赞成。共伯和虽然是代理,实际上却在执政、问事上同天子一样,所以这二年被称作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我国历史开始有了准确的年代可以查考。

  共伯和执政以后,采纳了召伯虎的建议,废除了厉王时的"专利"法,减少了名目繁多的赋税,人民得以安生,社会又趋于稳定。

  史书上把共伯和执政的时期,称为共和时期。转眼十四年过去了,周厉王死了,太子姬静也已经在召公虎家里长大成人了。召公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上朝去对共伯和及众大臣讲了真相,说周朝大臣见太子还活着,结果大家一致同意让太子继位。共伯和知道自己不是周室正宗,若争下去难以服众,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亲自到召公虎家把太子静接进王宫,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他回到原来的封地,当他的诸侯王去了。新即位的天子,就是周宣王。

 

 

西周贵族行贿之事刻上青铜器()

 

  在扶风县119日出土的27件(组)青铜器文物中,

 

一对罕见的大口尊上刻写了大量铭文,经初步解读,专家学者发现铭文记述了西周晚期一个奴隶主向“国家司法人员”行贿的经过,恰巧与过去出土的另一种青铜器铭文记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件。

 

  在日前从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出土的27件(组)青铜器文物中,一对大口尊格外引人注目,其单尊通高31厘米、口宽32.5厘米、腹深29厘米、腹底径14厘米。

 

  大口尊呈淡绿色,美观大方,形态比较特异:口沿向外翻开,微束的颈部饰有重环纹,腹直而下收,上饰粗犷的三角纹。

 

  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在当日初步鉴定后,连连赞叹“太罕见了”,两件尊里面都有铭文,各111个字(当时有专家认为是114个字,后确定是111个),内容竟完全一致,确实少见。

 

记录一个真实的行贿受贿故事

 

  “唯五年九月初吉召姜以琱生職五寻壶……”大口尊腹内长达111字的铭文,对于一般人来说,如同天书,根本看不懂。近日,来自省、市、县的一大批专家学者赶赴扶风博物馆,经过多重品味、研究后,初窥到了铭文背后的隐秘故事。

 

  铭文大意说了2879年前一个复杂的“行贿受贿”案:,一位名叫琱(diāo)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因为那个时候,是严禁开辟不用纳税的私田和不允许多占用奴仆的,琱生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国法,按律当究。正月的一天,司法机关再次前往琱生的庄园调查,朝廷指派的是一位名叫召伯虎的官员负责督办此案。看到朝廷要动真格的,琱生害怕了,他便想到贿赂召伯虎让其网开一面。于是,他先是给召伯虎的母亲送了一件珍贵礼物———青铜壶,并请召伯虎的母亲以其在朝廷做大官的丈夫,给召伯虎说说情,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保证事情办成,琱生又给召伯虎之父送了一个大玉璋。后来,召伯虎答应了琱生的请求,放了琱生一马。为表达感谢,琱生给召伯虎也送去了一些朝觐用的礼器———圭。

 

  这是发生在西周厉王五年(公元前873年)的一件真事。

 

与已出土的青铜铭文记载一致

 

  专家多方研究发现,其实,这件让今人看来是见不得人的行贿受贿之事的部分片断,在过去的研究中,发现被记载在另一种青铜器上。

 

  这种青铜器叫簋(guǐ),是一种专门用来装食品的器物,史学家们称之为“五年琱生簋”,同其一同传世的其实还有一件“六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的铭文表明,到了第二年四月甲子的一天,琱生的这个官司才有了转机。召伯虎对琱生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场官司终于平息了,这都是因为我父母出面讲话。”并把判决的副本送给琱生。琱生再次送给召伯虎一块玉作为报答。

 

  可能,当年的琱生笑了,可考古学者们一度却皱起了眉头。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馆长张恩贤说,在专家们近日的考释中,论及大口尊铭与传世的五年、六年琱生簋铭相近。尊铭和簋铭中的琱生,字体一模一样,同为“周”旁加“王”,当为同一人无疑。

 

  大口尊上的铭文所记的事,刚好是五年、六年簋铭文之事中间的那段,它与两个簋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件,从而揭开了琱生官司旷日持久的谜团:原来,是琱生的官司太大了,第一次送礼送得还不够,还没有把事情摆平,无奈,只好再次送了重礼,才使拖了很久的官司有了结局。

 

■行贿背景

 

贵族官员“暗箱操作”徇私枉法

 

  在一般人看来,大口尊上的铭文记的是琱生为了了结因超占土地和奴隶而引起的官司,给人送礼,试图得到从轻处理的事件。

 

  “铭文内容涉及到西周晚期的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和司法制度。”张恩贤等专家一致这样评价铭文的价值。张恩贤说,井田制和宗法制、分封制一起构成的周代统治构架,支撑周天子的统治。

 

  在琱生土地纠纷官司中,召伯虎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徇私枉法?这牵扯到了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

 

  宝鸡市考古队副队长辛怡华介绍,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天下的大宗,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的诸侯,相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依次类推。在各级贵族组织中,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宗子”或“宗主”,以贵族的族长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权,成为各级政权的首长。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宗子有保护和帮助小宗的责任。

 

  在这场官司中,琱生、召伯虎同属于一个大家族,相对于琱生家族,召伯虎之父即铭文中称为宗君幽伯的,是他们的大宗,大宗有责任保护琱生。因此,他才会全力以赴地替琱生开脱罪责,一二再,再二三地干预司法。

 

■谜团猜测

 

见不得人的事为何要记载?

 

  五郡青铜器窖藏是在什么情况下埋藏的?很多人提出的这个问题和铭文内容一样受关注。

 

  据专家介绍,五郡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大口尊铭文里提到的召公,就是召伯虎。因周厉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禁止言论自由。这个召伯虎便提醒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昏庸的厉王不听,最终厉王被“国人”赶下台,客死他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

 

  在这次事件中,召伯虎曾使用调包计保住了太子静(即后来的周宣王)的性命。为了安全,召伯虎带着太子静潜出镐京,逃到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考古人员研究推测,多占土地和奴隶的琱生对召伯虎来说是小宗,在大宗召伯虎逃往洛邑时,琱生也随之逃走,慌乱之时,就把带不走的青铜礼器藏在居住地,希望卷土重来。但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而是把这些青铜礼器留给了后人,从而为我们提供了2800多年前贵族阶层为逃避法律制裁而行贿受贿的活生生的教材。

 

  伴随着每一次文物的出土,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从而使一些千古之谜得到破解。但还有一些谜难以破解,同时,还会给我们留下新的谜团,新的疑惑。

 

  众所周知,西周是青铜器铭文的最盛期,铭文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制、礼仪等方面。而以叙述王室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以及祭祀、战争、赏赐、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为最多,可像五郡青铜大口尊铭文记载的行贿受贿之事几乎没有。毕竟,这是徇私枉法、见不得人的事。这种事为什么还要铸器记载,而且还要铸上两件传于后世?

 

  再比如,此次出土的一些青铜器究竟是舀酒器还是饮酒器,应如何定名?为什么把众多的小如徽章的车马器也藏于窖中……这都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也有待于新的文物发现给予辅助解释。

 

 

召公得王三锡命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爻解:

 

  此为师卦第二爻。是说将军领兵在外,因深得朝廷中君主的信任,而获吉利,没有灾咎,并获得君主三次诏命赏赐的结果。

 

  周宣王信用召公虎,让他领兵征伐淮夷,召公虎获得宣王圭瓒、美酒、山田的赏赐,正与此爻爻义相吻合。

 

故事:

 

  在淮河流域一带,西周时还是中国的落后地区。居住着被称为淮夷的少数民族。

 

  西周初年,成王就攻占了这块土地,淮夷成为周室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一直平安无事。

 

  当西周衰落时,淮夷也在贵族煽动下不断闹事,要摆脱周人的统治。淮河流域一带动乱不已,人民都渴望早日过上安定的生活。

 

  周宣王是位有作为的国君。他即位后,立刻计划征讨淮夷,并派召公虎统帅大军执行任务。

 

  召公虎率领大军,数日之间,就到达了淮夷居住的地区。随后,就开始布署作战的方案,决心尽快消灭叛乱的贵族。

 

  他手下的一位谋士见了,担心地对召公虎说:“主人啊!你如果这样做,不怕引起朝中大臣的嫉妒吗?如若朝中大臣再在宣王面前说你坏活,难道不是很危险吗?”

 

  召公虎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又想起宣王在临行前的嘱托,一片诚信的态度,就马上打消了顾虑,率军展开了战斗。

 

  淮夷贵族的军队根本不是召公虎的对手,双方交战一个月,淮夷贵族的军队就连接打了三个败仗,损伤不少人马。

 

  召公虎在战场节节胜利的捷报,不断传到京城里。开始,大臣们都夸奖召公虎的战功赫赫;不久,谁也不再说召公虎的好话了,倒出现了不少流言。

 

  “召公虎兵权在握,人又在外,值得小心提防啊!”

 

  “召公虎哪会打那么多胜仗,恐怕是编造出来的吧?”

 

  “他编造这么多战功,造那么多舆论,不知要干什么?”

 

  这些话传到周宣王那里,他听了十分气愤。在一次早朝上,周宣王发火地对大臣们说:

 

  “召公虎在外带兵打仗,时刻有性命之忧,人家打了胜仗,有些人不仅不为他高兴,还四处散布谎言。说召公虎居心不良,找看他才居心不良。谁敢再散布谣言,一经查实,定斩不饶。”

 

  听了周宣王的训斥,把那些造谣的大臣吓得面面相觑,再也不敢私下造谣生事了。

 

  这些谣言也传到了召公虎那里,这下子召公虎真正担心起来:若是宣王听信了这些谣言,我召公虎还有活命吗?一想到这里,召公虎再也不敢率军作战了。后悔当初未听那位谋士的话。

 

  在几天后,宣王派来一位大臣。召公虎不知是福是祸,听了宣王训斥谣言的情况后,他才放下心来。

 

  接着,宣王又下了二道诏命。

 

  一道诏命是赏赐圭瓒给召公虎,奖励他作战有功,统军有方。

 

  二道诏命是赏赐美酒给召公虎,同样是对他战功的奖励。

 

  召公虎再也无顾虑了,很快平定了谁夷贵族的叛乱,班师回朝。

 

  回到京师,宣王李文武百官亲自出城三里相迎。又在庆功会上,颁下第三道诏令,赏赐给召公虎一大片山川田地。

 

人生启示:

 

  自古以来,将军带兵打仗在外,立下战功,但结局却有天壤之别。能得吉利的,都与上司或皇帝能信任将军有关,这样的上司、皇帝也才有明智的决断,如周宣王的信任召公虎。因此,作将领者一定要取得上司、皇帝的信任。而上司、皇帝的预防、猜忌将领也是不无原因的,某些奸小兵权在握,在外不受节制时,往往兴风作浪,甚至心怀不轨。所以,在上司、皇帝说来,信任将领,一定不要看错人。将领受猜疑人,二者同样都是危险的。

 

 

 

 

 

 

 国人暴动

 

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国人在高压政策下,「道路以目」。召公虎规谏厉王,但监谤更甚,国人忍无可忍,于公元前841 年,举行暴动,攻入王宫,厉王仓皇逃奔彘,公元前828 年,厉王死于彘。宗周无主,朝政由周定公、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在周成王、周康王统治的时期,周朝政局比较安定。后来,由于奴隶主贵族加重剥削,加上不断发动战争,平民和奴隶的不满情绪也随着增长。周朝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采用十分严酷的刑罚。周穆王的时候,制订了三千条刑法,犯法的人受的刑罚有五种,叫做"五刑"。像额上刺字、割鼻、砍脚等等。但是,刑罚再严,也阻止不了人民的反抗。

 

到了西周第十个王周厉王即位后,对人民的压迫更重了。周厉王宠信一个名叫荣夷公的大臣,实行"专利",他们霸占了一切湖泊、河流,不准人民利用这些天然资源谋生;他们还勒索财物,虐待人民。

 

那时候,住在野外的农夫叫"野人",住在都城里的平民叫"国人"。周都镐京的国人不满厉王的暴虐措施,怨声载道。

 

大臣召公虎听到国人的议论越来越多,进宫告诉厉王说:"百姓忍受不了啦,大王如果不趁早改变做法,出了乱子就不好收拾了。"

 

厉王满不在乎地说:"你不用急,我自有办法对付。"

 

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从卫国找来一个巫师,要他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说:如果发现有人在背后诽谤我,你就立即报告。"

 

卫巫为了讨好厉王,派了一批人到处察听。那批人还敲诈勒索,谁不服他们,他们就随便诬告。

 

厉王听信了卫巫的报告,杀了不少国人。在这样的压力下,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里议论了。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交换了一个眼色,就匆匆地走开。

 

厉王见卫巫报告批评朝政的人渐渐少了下来,十分满意。有一次,召公虎去见厉王,厉王洋洋得意地说:"你看,这回儿不是已经没有人议论了吗?"

 

召公虎叹了一口气说:"唉,这怎么行呢?堵住人的嘴,不让人说话,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哪!治水必须疏通河道,让水流到大海;治国家也是一样,必须引导百姓说话。硬堵住河流,就要决口;硬堵住人的嘴,是要闯大祸的呀!"

 

厉王撇撇嘴,不去理他,召公虎只好退出。

 

厉王和荣夷公的暴政越来越厉害,过了三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国人忍无可忍,终于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起义的国人围攻王宫,要杀厉王。厉王得知风声,慌慌忙忙带了一批人逃命,一直逃过黄河,到彘(zhì,今山西霍县东北)地方才停下来。

 

国人打进王宫,没有搜到厉王。有人探知厉王的太子靖逃到召公虎家躲了起来,又围住召公虎家,要召公虎交出太子。召公虎没奈何,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送出去,才算把太子保护了下来。

 

厉王出走后,朝廷里没有国王,怎么办呢。经大臣们商议,由召公虎和另一个大臣周公主持贵族会议,暂时代替周天子行使职权,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

 

共和行政维持了十四年之后,周厉王在彘死去。大臣们立太子姬静即位,就是周宣王。宣王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得到诸侯的支持。但是,经过这一场国人暴动,周朝统治者已经外强中干,兴盛不起来啦!

 

 

 

周室衰微 礼乐废坏

 

 昭王打算把有户籍登记的七百里土地封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说:“大王派往诸侯国的使者有像子贡这样的吗?”楚王说:“没有。”子西问:“大王的辅相有像颜回这样的吗?”楚王答:“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将领有像子路这样的吗?”楚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主管官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楚王说:“没有。”子西说:“况且楚国的祖先受封于周朝,爵号只是子男,封地只有五十里。如今孔丘论述三皇五帝的治国之法,阐明周公、召公辅助周天子的功业,大王如果采用这些主张,那么楚国又怎能保证世世代代统治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呢?想当年文王在丰,武王在镐,从统治百里土地的君长最终称王天下。如今孔丘要是拥有封地,再加上贤能弟子的辅佐,这对楚国来讲不是好事。”昭王于是作罢。这年秋天,楚昭王在城父去世。 

 楚国装疯的贤士接舆唱着歌从孔子旁边经过,说:“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行为什么如此不受重视!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的还可以补救!算了算了,如今从政的人都很危险啊!”孔子下车,想跟他交谈,他快步而去,没能跟他交谈。 

 

 于是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正是鲁哀公六年。 

 

 第二年,吴国和鲁国在缯会盟,吴国向鲁国索要一百套祭祀用的牲畜。吴国太宰伯召见季康子,季康子派子贡前往,然后吴国才放弃了无礼要求。 

 

 孔子说:“鲁、卫两国的政事,就像兄弟一样相似。”当时,卫君辄的父亲蒯聩不能继位,在外地流亡,诸侯对此多次指责。而孔子的很多弟子都在卫国做官,卫君想让孔子执掌政事。子路说:“卫君等着让先生执政,先生将从哪里先入手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的吗?先生太迂阔了!有什么可正的呢?”孔子说:“鲁莽啊,仲由!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理;说话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可能兴盛;礼乐制度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公平准确;刑罚不能公平准确,那么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君子办事一定要合乎名分,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切实可行。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必须毫不苟且才行。” 

 

 又过了一年,冉有为季氏统率军队,与齐军在郎地作战,打败了齐军。季康子说:“先生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的呢?”冉有说:“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说:“孔子是怎么样的人呢?” 

 

 冉有回答说:“孔子办事情有正当的名分,然后才向百姓传播,即使在鬼神面前进行验证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如果让孔子像我一样去打仗,即使封给他千社,他也不会动心的。”季康子说:“我想召他回来,可以吗?”冉有回答说:“如果想召他回来,就不能让小人从中阻碍他,这样才可以。”这时卫国的孔文子想要攻打太叔,向孔子请教计策。孔子推辞说不知道,回去后就吩咐备车离开卫国,说:“鸟能选择树木栖息,树木怎么能选择鸟呢?”孔文子竭力挽留他。正逢季康子派遗公华、公宾、公林,带着厚礼前来迎接孔子,孔子这才返回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共计十四年才返回鲁国。 

 

 鲁哀公询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治理政事的重点在于选择大臣。”季康子忧虑盗贼,孔子说:“如果你自己没有贪欲,那么即使是给予奖赏也不会去偷盗。”然而鲁国最终没能重用孔子,孔子也不请求做官。 

 

 

 

1、中国法官的始祖

 

传说中国法官这一职业的始祖名叫皋陶(gao yáo)。这位先贤据说其貌不扬,甚至颇有些怪异。《荀子》说他的脸象削瓜之皮,呈青绿之色。《淮南子》甚至说他的吻部突出,一张马脸,而且居然是个“喑哑无言”的哑巴。

 

传说皋陶的审判很大程度上倚赖于一头神兽,名为獬豸(xie zhi)。其面貌后人有各种臆测,有的说象牛,有的说象羊,有的说象鹿,还有的说又象熊,等等;但是都一致认定这头神兽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头上长着一根独角。它能够判断是非真伪,每当案件疑难,不能决断时,皋陶会把这头神兽牵上来,神兽就用它的那根独角“触不直者而去之”,把那个说谎的、理亏的一方当事人抵触出局。

 

看来这位传说中的法官始祖还带有很大的神话色彩,而獬豸神兽断案的传说更是反映古代世界各民族早期普遍存在的司法裁判中“神判”风格。

 

不过在儒家的经典里,更突出的是皋陶的人性。据说他曾经在雷泽垂钓,是被著名的圣君大舜发现和重用。《史记》里还记载了舜对皋陶的“任命状”,大意是说:野蛮民族侵犯中国之土,杀人越货,内忧外患。你来担任“士”的职务,五刑要量刑适中,裁定五种犯罪,要分送三处执行,分别给予三等之居,并要有一定尺度。只有公正廉明才能使人心服。所谓“三处”,据说是“大罪陈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适甸师氏”;“三等之居”,是指“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

 

另外,在《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诸如“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过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和“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皋陶执法时奉行的原则;另一篇《皋陶谟》则记载了舜和皋陶的对话,宣扬了天命观、德治观和朴素的民本思想。这些原则和思想从内容上来看更象是西周以后的产物,但至少反映了后人对皋陶这一先辈的崇拜,希望借其之口以张己说。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和学生之间的一段对话,学生设想了这样一个案件:大舜为国君,皋陶是法官,而大舜的父亲瞽叟犯下了杀人罪,那么作为圣明的君主、廉直的法官,他们应该如何行动?孟子的回答代表了当时儒家思想家的普遍认识:皋陶将会毫不犹豫地去逮捕瞽叟,而且会完全依照法律来进行处罚。大舜对于皋陶的执法,也绝不会进行任何的阻拦。因此合适的处置应该是:大舜会立即抛弃了他的国君位子,赶紧带了瞽叟老头逃跑,逃到没有人迹的荒野海边,侍奉瞽叟老头终身。显然在孟子的这个说法里,皋陶已经完全脱离了神性。

 

    皋陶以后被推崇为中国法官的始祖,而他的那头神兽獬豸也就成为日后法官的象征。尤其是皇帝派出的执行监察或特别任务的御史,他们不是头戴一个“獬豸冠”,就是在官服的胸前贴上一块绣着“獬豸”图案的“补子”。

 

 

 

2、爱民便民的好法官

 

    在早期的商周时代,氏族贵族统掌权力,贵族领主也就是他的领地内的最高法官。在这样的领主法官里,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是召公,后来也被推崇为法官的典范。

 

召公姓姬名奭(shi),是西周初年的名臣。他是周文王的小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受封为领主。传说他开始受封的那块地方原来是一块被称为“召”的菜地,因此得名。后来武王发起讨伐商纣王的战役,在这之前,为了保障战略侧翼,又把召公姬奭改封到今天河北北部一带,建立起燕国(都城在蓟,今北京附近)。

 

周武王战胜商纣王后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小儿子,史称周成王。周武王的兄弟姬旦(周公)出面“摄政”,同时把周的天下一分为二:“自陕(今陕西陕县)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以后周成王亲政后,召公才专注于燕国的治理。

 

史籍记载召公在地方上治理有方,很得百姓拥戴。传说召公深入民间,经常巡行乡邑。为了方便当事人,他在棠树下受理当地百姓提起的诉讼,并即时进行审判,晚上就在树下搭建临时的草屋中休息。他“听讼”(受理诉讼案件)号称清明,上自侯伯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各得其所。召公死后,后人怀念召公的平讼亲民的政绩,对他曾听讼于其下的棠树一直不敢砍伐,并作《甘棠》之诗歌咏其德政。

 

这首诗在《诗经》中保留下来:“蔽芾(fei,茂盛的模样)甘棠(杜梨,落叶乔木,果实圆而小,味涩可食),勿翦勿伐,召伯所茇(ba,草舍)。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拔),召伯所说(悦)。”大意是:这棵茂盛的甘棠树,不要破坏不要砍,那下面是召公的草房。这棵茂盛的甘棠树,不要破坏不要伐,那是召公休息的地方。这棵茂盛的甘棠树,不要破坏不要拔,那是召公喜爱的的地方。

 

“蔽芾甘棠,召公听讼”,千百年来传为佳话,一直有各种纪念的举动。比如唐代,在当时洛州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西北五里建有“召伯庙”,据说其时在附近的九曲城东山上,还有人们为了纪念召公而植的棠树。宋代人桂万荣编集历代名案以供折狱者借鉴,书名为《棠荫比事》,其中的“棠荫”就是取召公听讼于其下的典故。历代的地方衙门院落里,总是栽种几课棠树,也算是“棠荫”,记取召公爱民便民的“听讼”事迹。

 

相传的皋陶故里在山西洪洞

 

皋陶,相传虞舜时掌刑法的官。北宋时欧阳修主四川省试,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答卷中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欧阳修大为赏识,取中苏轼。事后问其出何经典,苏巧妙地用《后汉书.孔融传》的典故答道:“想当然耳。”这个典故很有意思。古来的考试,是考你智慧、观点、见解,和对于事物的处理,即使杜撰,能自圆其说也好,可以想当然,而现在往往是考我教你的会了没有。

 

一般都认为皋陶是安徽六安人,这是在秦汉时人的普遍说法。这是六安的皋陶墓。

 

 

 

 

湖南发现千年理学名村——江永上甘棠村

 

 

曹砚农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

 

    唐朝柳宗元《捕蛇者说》中写的“永州”就是现在的湖南省永州市。在神奇的湖南永州,有旅行家徐霞客笔下“峰尽千羽之遗,石俱率兽之舞”的九疑(又作嶷)山,九嶷山中有舜帝陵,陵四周有舜源、娥皇、女英诸峰等名胜”。相传舜帝南巡而崩,舜的两妃娥皇、女英千里寻夫泪染潇湘竹,并化为双峰。而柳宗元描绘永州“八记”、“八愚”等山水之美,无不折射出永州深厚的文化积淀。最近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在永州市江永县发现了千年理学名村—“上甘棠村”。据传该村为宋代著名理学(亦称“道学”)开山人物周敦颐(一○一七至一○七三年)后裔聚居之地。笔者慕名走进这座千年古村,徜徉在村头镌刻着理学精神、民族气节的石壁前,直面门楹、照墙上满目的道学文辞吟咏,仿佛在阅读一部从村头至村尾、历千年而铸就的理学宏篇;而当笔者徘徊于点缀村间的文昌阁、步瀛桥、濂溪祠等古建筑,留连于昂山挺秀、沐水涟漪的村旁风光时,心中荡起“濂溪一脉”的涟漪,不禁对这座“千年理学名村”的文化有所感悟。

 

    “甘棠”取典《诗经》,自诩周召公曾驻节于此

 

    上甘棠村位于江永县城西南25公里的夏层铺镇,村民自言为“舂陵周氏”以“濂溪先生”为“吾之宗公”。“舂陵”、“濂溪”均为周敦颐的别号。可见,村名“甘棠”早从北宋沿用至今。“甘棠”是我国古典名著《诗经》中的篇章,诗篇歌颂西周时任西伯的召公受文王之命行政南国、决民间讼事于甘棠树下的事迹,后人因思念召公之德,将爱慕寄托于召公曾休息过的甘棠树,不忍砍伐。此后,“召伯甘棠”的动人故事也就依托历代文人墨客、丹青家的诗文画意留传至今。清代文人郭嵩焘就有一首《召伯甘棠图》诗,诗中唱道:“岐阳陕右周所都,二千年事余榛芜。秦松汉柏亦已尽,甘棠之树犹完株。”以甘棠之树长青象征召伯的德业永存。上甘棠村保存的明代所修《永明周氏族谱》中也以“吾甘棠,召公驻节过化之乡”自诩,并引以为荣。“甘棠”名村,不仅尔雅不凡,一改人们对古荆南“蛮荒”的认识偏见,也印证了召公曾涉足今湖南永州一带,并将德播于南国、爱结于民心的历史传说。

 

    村中匾联昭示周氏理学传家

 

    走进上甘棠村,如入迷宫,密集的古巷幽宅将400余户、1,800余人的周姓一族按宗支谱系井然凝成一个整体。沿河护墙,壁叠固若金汤;宗坊门外,明初石鼓尚存。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家家户户门楣或大户院落均有题额、题诗,诗文皆道学宏词、儒家典故。如“是吾家”、“植桂培兰”、“海阔天空”、“尚行”、“尚上”等不一而足。道学又称“宋明理学”,继承先秦儒家的传统并有创新。笔者见有一处写“光风”的门匾,顿生目击道存之感慨。虽然匾文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人用泥灰抹盖,但字迹仍从部分剥落的泥层里“挣扎”出来。“光风”,出自宋代诗人黄庭坚对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赞语。黄庭坚在《濂溪诗序》中说:“舂陵周茂叔(茂叔为敦颐之字)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是称誉周氏“有道者气象”。此后,“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便成了理学形容“道学气象”的典范。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所着《近思录》中也称“周茂叔心中洒落,如光风霁雨,其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将其列为历代有“圣贤气象”的人物之一。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船山)也以“亭亭鼎鼎,风光月霁”作为对理性人格精神的评判。甘棠人家以“光风”榜门户,以“仰濂”名书院,以“植桂培兰”题宅壁。可谓“家弦户诵皆道学之气象;耕读齐家为治国育人材”。据统计,近千年来,从上甘棠村走出历代文武仕宦100余名,其中进士11人,官京师者18人,可谓“先世之光”结“荣发”之果。

 

    从这露出字迹的门匾到船山遗文,再想到当今学术界仍以“一位心胸洒落、气象宏大的智者”来评价周敦颐,笔者欣然感悟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不绝如缕的顽强生命力。

 

     “吟风弄月”典故的最早刻石

 

    在上甘棠村西南沐河边的石壁上,有古石刻数十方,自宋至明、清,相继不断;内容则诗文酬唱、述德记功、先贤言行皆备,如同一部石刻史籍。其中一方刻于南宋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年)署名广汉何士龙作的诗篇,是道学“吟风弄月”典故最早的刻石。诗云:

 

    来往舂陵逾十日,正当菊花晚香时。

 

    “吟风弄月”而归处,又见初寮两首诗。

 

    “吟风弄月”一典出自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早年求学于周敦颐的故事:二程十四五岁时(即一○四七年左右),奉父命投学周门,周敦颐教二程寻求“孔(子)、颜(子)乐处”,并求“所乐何事?”程颢后来又见周敦颐,感慨地说:“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吾与点也”,是孔子的话(见《论语》)。“与”为“赞许”之意,“点”即孔子的学生曾点。意即孔子赞许曾点知时乐道。此后,濂溪先生谕教二程,二程得悟真谛之风流佳话,形成“吟风弄月”这一典故流传。明代,就有广东学者陈献章(又称“白沙子”)以“弄月”之诗讽谕求学者的轶事:某黎姓秀才拜于陈献章门下,临别,其师(白沙子)作《赠黎生诗》相送,诗曰:“月行在青天,月影沉碧水。谁为弄影人,吾与黎生尔”。陈氏高足湛甘泉在《白沙子古诗教解》中说:此诗意在“使黎生有悟此言,则必‘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矣。”当代,更有著名国学大师汤用彤诲人不倦、使受学如沐春风的故事。据学者冯契先生一九九二年撰文回忆一九四一年夏天在昆明西南联大受教于汤用彤大师的情形:当时,日本飞机对昆明多次狂轰滥炸,联大教授只好到郊区借房子安家,汤先生不顾敌机的轰炸及抗战时期的生活艰辛,白天在联大授课,晚上在乡间农舍向研究生讲论中国哲学史,往往至夜阑人静,作为亲炙者的冯先生感到“春风化雨般的教诲”。他在文中深情写道:当“我踏着月色从田间小路归来,确实觉得体会到了‘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从上甘棠村石壁到今人的撰述表明:由周敦颐创始、二程,陈献章到汤用彤等众多古今硕学鸿儒传承的道学风流将亘古不磨。

 

    应当说,宋、明以来,理学因广见板刻文字而得以深入传播。见于摩崖石刻者几稀,从这个意义上讲,上甘棠村石刻更值得认真保护。上述何士龙诗刻于一二六三年,距二程求学周敦颐的史实仅210余年,是“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这一典故形成时间的可靠依据。

 

    宋元之际石刻显示“存宋抗元”的精神

 

    在上甘棠村丰富的摩崖石刻中,有三方南宋诗刻磨崖时间,引起了笔者的格外关注。三方石刻的“磨崖”者均署名“高山周公明、季清。”

 

    诗刻年款分别为南宋理宗“景定壬戌”(一二六二年);“景定癸亥”(一二六三年);南宋度宗“咸淳戊辰”(一二六八年)。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南宋与元朝军事对峙局面已被打破,西南方面:元军消灭大理国后,在进攻四川的同时,经邕桂之境,过广东,进军湖南,围攻潭州城;东北方面:元军突破长江全面南下,直逼南宋都城临安。湖南之境随时将沦陷敌手。而元世祖忽必烈已于一二六○年即大蒙古国汗位,年号“中统”,此时中国已出现两个对峙王朝年号的严峻局面。在这种险恶形势下,上甘棠村人仍沉着地假他人诗句,将周氏自有宋以来事迹风范镌刻于石,并借刻诗反复将宋理宗“景定壬戌”、“景定癸亥”等南宋年号垂石永存。而正当此时,元军占领区早已是“中统三年”、“中统四年”了。这种年号上的对峙,体现了上甘棠人“存宋抗元”的精神气节。蒙古及元初在南下过程中,对中原等汉地经济破坏巨大,激起广大人民强烈反抗,石刻正反映了民间这种情绪。这种精神和气节体现在上述第三方石刻上更为突出。笔者经仔细观察,发现同一石壁有一方内容为僧人化缘修桥的石刻,署款为“时至元二年”。“至元二年”为元世祖年号,即一二六五年。而前述第三方诗刻署款为“咸淳丁卯孟春书,咸淳戊辰中秋磨崖”,(“咸淳”为继理宗皇帝之后的度宗皇帝年号)。说明此诗刻于僧人以元世祖纪年刻石后的第四年,即“咸淳戊辰”(一二六八年),可谓针锋相对。而署款“咸淳丁卯”、“咸淳戊辰”的重复也必出自周公明的良苦用心。同一石壁上两个王朝纪年一前一后尖锐对立,如两军对垒,“狭路相逢,勇者胜。”凛然显示周公明的不屈不挠,显示上甘棠人义无反顾的抗元精神。同时,石壁上出现僧人使用元世祖纪年之石刻,说明了元军在攻战过程中以宗教势力为策应的并取得宗教人士认同这一史实。但此方石刻不能定为元朝石刻,因“至元”年间时,元朝还末正式建立。

 

    上甘棠村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象一本读不完的史书,有兴趣访古探幽者,不妨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来源:紫荆杂志

 

《诗经?大雅》中的《 》一首记载了召公虎奉宣王命平定淮夷,开拓南疆的功绩。

 

 

我们常用的成语“不可救药”出自《诗经?大雅》中的《 》一首,这首诗相传是老臣凡伯为了劝诫周厉王而作的。成语“耳提面命”则出自《诗经?大雅》《 》一诗中“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一语。

 

、《君奭》:本篇是周公对召公爽的答辞。东征之后,国家相对安定,天命思想滋长,召公不悦,认为这样会危及国家的命运。周公赞同召公的意见,承认有天命,但天命即人心,强调事在人为。提出了两种前途论:“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指出尚贤明德就是尊天命顺民心。

 

 

、《召诰》:叙营建洛邑的经过和召公对成王的汇报词,故名《召诰》。内容是说明“天命不常”,勉励成王敬德以求天之永命。王国维说:“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

 

国风》先编入者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雅》诗先编入者为宣王时代的作品。这两部分都多表现召公(召穆公,即召伯虎)文治武功和赞扬召公的作品(如《周南·兔罝》《汝坟》,《召南·甘棠》,《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车》等等。其中有些作品可以考知是召穆公、尹吉甫、张仲、南仲这些中兴大臣之作。当中也有些产生于厉王时的作品,因这些大臣也都是由厉王朝至宣王朝的,收入厉王朝一些作品也正可以显示出召穆公等佐宣王平定内忧外患的功绩。

据《史记·三代世表》,周厉王因暴虐被国人逐于彘之后,周定公、召穆公主持朝政。召穆公于厉王时牺牲自己的儿子保护了太子静,又辅佐太子静即位(即宣王),安定天下,成中兴局面。但平王东迁之后,天子形同诸侯,周王对周、召二公的依靠和信任程度也不如以前。召穆公、周定公的子孙为了昭显其祖上的功绩,而收集能反映那一段历史的作品为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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